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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 | 保持书生本色的来裕恂

2020年6月28日 10:12来源:极速快3网-萧山日报

人物 | 保持书生本色的来裕恂

  来裕恂(1873-1962),字雨生,号匏园老人,原萧山长河人(现属杭州滨江区)。清光绪十六年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,两年后任教于杭州崇文、紫阳、求是书院。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曾在多地任教,后居家著述,又参与萧山县志编纂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,1957年当选为萧山县政协常委,1958年当选为萧山县人民代表,1962年7月病逝于长河家中,享年90岁。

  典衣举债东渡日本

  来裕恂师从经学大师俞樾,曾任教于杭州崇文、紫阳、求是书院。时在清末,各地维新思潮起伏,来裕恂深感他所学所教都不合时代的要求。他目睹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,眼见国将不国,便于光绪二十九年典衣举债东渡日本,进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教育,想以先进的教育方式拯救国家之危亡。后,应聘于日本横滨中华学校任教务。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,回国前夕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光复会。

  来裕恂参加光复会除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意识外,更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。这在他的《匏园诗集》中有充分的体现,如《倭寇行》,谴责了日本的侵略罪行,《游江北岸》则抨击英国等列强侵华;《读公车上书》,颂扬康有为“联合公车情允洽”;《闻皖省兵变》《闻秋瑾就义》二诗悼念了徐锡麟和秋瑾;在《武昌起义》中高歌“霹雳一声惊破胆,楚江风雨天昏暗……从今收拾旧山河,赤壁功成奏凯歌”。正因他对腐败的清朝已经深恶痛疾,因而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。然而回到现实又让他大失所望。他从日本回国后,原本想以新的教育方式启迪民智,可面对的仍然是官场的腐败和民众的穷困潦倒,仍然是封建余孽的顽固统治。辛亥革命后,他被聘为萧山县劝学所(教育管理机构)所长,尽管他对萧山的教育状况并不陌生,但还是作了次普遍的调查,调查发现只有官办的中西学堂(后来的仓桥小学)有点新式办学的体制,但规模太小,学生不多,究其因是民众思想尚未开化,对新式教学并不信任,宁愿请老夫子开办私塾,也不想进“洋学堂”。在县城虽然还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些女子学堂,但均为私人创办,更谈不上什么规模,而教学内容则以“女红”为主,聘用的老师仍然是那些封建的老先生,另外虽有几所教会办的“新式学堂”,却有做“礼拜”等洋教活动,对此来裕恂不仅不赞同,更为反对。

  进入“民国”后,他对全县教育做了番整顿,从实际出发劝导乡村的私塾进行改良,废除旧的教育读本,启用新式教材,又在县立中西学堂创办了师范科,以培养新式师资。将劝学所正式改名为县教育科,由县署(政府)出面,将祠堂公产等公共收益用于教育事业。经他的努力,至次年萧山全县新式学堂有所发展,也开始为广大民众所认可。

  “民国”二年,他由省教育厅调任绍兴县教育科长(相当于教育局局长)。为掌握绍兴的教育现状,他不辞辛劳地跑了绍兴农村的马鞍、柯桥、三江、禹陵、柯岩等许多乡镇,原以为绍兴作为府治,人文荟萃,教育或许能够鼎新。但看到的仍然是以私塾为主,仍然是“知乎者也”的老调。于是他亲力亲为创办了绍兴习艺所,创办了绍兴师范学校,不遗余力地整顿了各地学校,劝导私塾改为学堂,劝导士绅将祠堂祭田收入和寺庙的收入,作为教育经费。在他和在绍兴士绅的共同努力下,开办了绍兴通艺中学堂,内设法政科,开了浙江全省的先河。

  新式的教学课本虽然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新学制教科书》《新时代教科书》等,但一般民众却接受不了,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困难重重。其后,他任教于杭州甲种女子职业学校、葫芦岛航警学校,先后到过多地任教或担任教育科长,然而现实彻底粉碎了他的“教育救国”理念,他终于明白不改变社会现状,在军阀政府统治下,教育只能是个“花瓶摆设”,何谈教育救国!他对教育事业的前途感到渺茫,回家编写《汉文典》。

  做县长赔了老本

  辛亥革命胜利后,因他参加过光复会,萧山县首任知事卢观球任命他为教育科科长,次年,省公署又任命他为绍兴县教育科科长,同年10月被聘为浙江省公署委员,“民国”三年转任开化县教育科科长和余杭县民政科长。可来裕恂不善做官,教育科长一职倒有点业绩和创意,而民政事务,他一筹莫展。当时的民政科在官场上是个美差,有提拔下属的权利,搜刮民脂民膏更不在话下,但他不会。勉强地在余杭县民政科长位置上坐了一年便告退还乡,正好萧山县开始编修县志,任命他为分纂,这合他的个性,欣然接受。不料编纂县志搁浅,他又先后被安排到钱塘道道立师范和杭州甲种女子职业学校任教,倒也乐意。1923年,被调任到辽宁任东三省航警学校上尉教官,因为仍是当教师,也还勉为其难,但到了1926年任命他为东北舰队镇海军舰任上尉书记官,因要与长官打交道,他就感到为难了,只好身在曹营心在汉,躲进办公室顾自编撰他的《匏园诗集》《匏园诗集续集》。北伐胜利前夕他已回乡,此时他原有的一些学友、朋友都飞黄腾达起来,唯有他仍蛰居乡间。时任省民政厅厅长的挚友马叙伦来看望他,见他生活清贫,于1927年6月任命他为绍兴县县长。这是他第一次、也是平生唯一一次出任七品芝麻官。绍兴是浙江的一块“肥肉”,作为一县之长,稍微动点脑筋便可财源滚滚。马叙伦也是想让老友在任上能够调剂一下生活,没想到来裕恂只会读书写文章,就是不会做官。一到任上,县政府的庶务科科长便开始忙着为他做寿,借此大家都捞一点,不曾想到来裕恂实话实说,说自己的生日早已过了,还做什么寿!庶务科长落了个没趣,三班衙役也捞不到油水,就此与他结下了事事掣肘的怨结。因时局混乱,途经军队频繁,今天一个团、明天一个营,强要地方摊派军饷,县署职员建议由商会筹措,借以经手自肥,来裕恂不愿增加商家百姓的负担,把自己历年工薪、稿费节存的储蓄拿出来应付局面,但应付了一批,却应付不了多批,来裕恂捉襟见肘,无法支撑,加之他早已嫌恶官场,在未经上司批准的情况下便挂冠而去。至此,做了不到六个月的清官,不仅落得两袖清风,还被僚属讪笑。县署管账的倒也有心,为他的付出作了笔录:“公以廉洁故,至卸任后清算交代,实赔累三千六百十三元六角八分三厘。”来裕恂只得变卖家产沙地7亩余、耕地4亩余,屋一间半,用以偿还在任时的所谓欠债。

  来裕恂在绍兴任上虽然仅半年,但作为一县之长的政绩倒是斐然,革除了历年来不正当的税收,将无业游民组织起来创办了平民习艺所以自给,大兴水利,减轻了是年旱灾引发的灾荒;留意于市政建设,劝导街道两旁店家,不乱占用街道,并组织拓宽街面,修建了一些危桥或有碍于交通的桥梁;对关押囚犯给衣、给扇席、给糕饼、给痧药,还亲自讲解佛经,令囚犯忏悔;对于兵差,于平时供给外,又千方百计筹募开拔费,免除了对百姓的骚扰;对于教育更是不遗余力,既增设了师范学校,又增添和整顿了各乡镇小学;对于工商的罢工风潮、复工手续,均能做到劳资双方情感不绝;对于地方公益,更将自己的薪俸悉数奉公,维持公益,凡此等等,老百姓有口皆碑,他却有苦难言,别人做官发财,他为官仅半年反赔累了自己大半家产和历年积蓄。老友马叙伦对他的淡泊名利深感敬佩,想予以资助,来裕恂却佯做好汉,加以婉拒。

  包装纸上修县志

  来裕恂出身于书香门第,自幼好学,博览群书,加之师从经学大师俞樾,可谓满腹经纶。他平常作诗既是习练,也是自娱,歪打正着,他后来编成的《匏园诗集》及其续集,既抒发了自己的情怀,更记载了许多掌故逸事。至于著述更是他一生至爱,即使生活穷困潦倒也笔耕不辍。

  《汉文典》历时两年而完稿。光绪三十二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印行,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。来裕恂是熟读四书五经的饱学之士,著《汉文典》既需要有扎实的国学根基,尤其对训诂之类更为重要。他著《汉文典》是要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,疆而正之,绻而晰之,示国民以明了,并由此而保存国粹。

  《中国文学史稿》是他又一部力作,原为清末受聘海宁中学堂而编的授课讲义,至21世纪初才被发现后由王振良先生整理出版。是书的“文学”概念并非纯文学,而是包含了“文章”“经学”“道学佛教”等诸多方面,大体而言是对上古时期文学的探讨,是对经、子、史、集等学术衍变探讨。其宗旨在于使初学者知晓古代文学衍变大势,了解各时代的学术动态,从而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以顺时势。是一部颇具学术性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框架建立的理论典籍。写作这类艰涩的通古今之变的著作,如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是无法想象的。来裕恂既有对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探讨,更多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执着的钻研精神。

  来裕恂第一次参与《萧山县志》编纂是在1915年,时任萧山县修志局分纂,此事因当局不了了之而告终。1916年来裕恂到新昌县参与编纂《新昌县志》,任编校。其后,又参与了杭州玉皇山志的编纂。最艰难的是他参与第二次编纂《萧山县志》。1948年,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,时局的不安可想而知。但县政当局为粉饰政局,成立了一个形同虚设的萧山修志馆。其时,全国解放已成定局,全县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,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修志?可来裕恂却本着对桑梓的关爱,没有轻易放弃,既然担任了修志任务,就一定要设法将它完成。政府不过问,他借着“萧山县修志馆”这块牌子,独自一人修志!工薪无从谈起不说,连编写的稿纸都没有一张。但他不怕困难,用当时流于民间的“杭州宓大昌旱烟作坊”的包装纸书写。这样的修志在修志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。他基本上完成了此志的初稿,计十四卷及余志一卷,共约80万字。记录了从“民国”元年至三十七年间的萧山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人物、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,还在编目设计、内容延拓等方面摆脱了旧志的窠臼,有所创新和突破。限于时局,他无法取得较为详尽的资料,致使全志存在许多残缺,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难得的资料,是萧山新中国成立前编纂县志的殿后之作。完成此志稿后根本无法印行,只得藏于家中,去世前又将手稿藏于浙江图书馆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重修《萧山县志》时,由其孙来新夏教授主持校订,政府出资,于1991年交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  来裕恂的著述除上述以外,尚有《春秋通义》《中国通史》《姓氏源流考》等等,说他学富五车,著作等身并非夸张。

作者:文/ 王纾涛  
编辑:周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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